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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所有思想活动的基础，逻辑对于法律领域的思想活动更为重要。因此，讨论法律中的逻辑问题，讨论作为一种科学的法律逻辑就成法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追求之一。

根据目前所了解到的文献，“法律逻辑”一词最早是由德国逻辑学家克卢格（Ulrich Klug，1951）在其《法律逻辑》一书中提出的。在他看来，法律逻辑是形式逻辑在法律科学领域中的应用。由于“形式逻辑只研究形式，不管内容”，恩吉施（Engisch，1959）提出了“实质法律逻辑”；西密提斯（Simitis，1960）提出了“法律逻辑本质上是非形式的”思想；黑勒（Heller，1961）提出了“法律逻辑本质上是道义的”思想；佩雷尔曼（Perelman，1960）提出了“法律逻辑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观点。

我国对法律逻辑的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实现了两次转向。

第一阶段是传统逻辑研究方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采用“传统逻辑原理解释法律领域的具体例子”的研究框架。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法律逻辑系统的构建。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国法律逻辑研究的起步有其贡献，推动了国内法律逻辑研究。

第二阶段是现代逻辑研究方法阶段。在“逻辑学要现代化”的视野下一些学者开始大胆尝试和探索“法律逻辑现代化”之路，涌现出了一批专门研究基于冯·赖特（von Wright）道义逻辑的法律逻辑学家，他们企图建构贴近现代逻辑的法律逻辑体系。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在建立法律逻辑方面收效甚微，反是在丰富哲学逻辑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其实际意义未得到法律逻辑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的充分认可。尽管如此，这种研究方法毕竟与逻辑学的发展“与时俱进”了。尤其是，在这个阶段，我国法律逻辑研究实现了第一次转向――法律逻辑现代化转向。

第三阶段是法理学研究方法阶段。由于形式逻辑无法解决法律推理的非单调性问题，美国法理学家迈卡蒂（L. Thorne McCarty）提出，研究法律逻辑应当从法律开始，而不是从形式逻辑开始。于是，法理学家们引入了“实质法律推理”这一概念，企图弥补“形式法律推理”的不足。相应地，我国的法律逻辑学家们也提出了“法律逻辑的法理化”主张。这就是我国法律逻辑的第二次转向――法律逻辑的法理学转向。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关于法律论证的逻辑：一是形式符号逻辑；二是论辩理论。前者强调的是正确性、可控性和确定性，后者则强调意见冲突、选择评价和理性抉择。非形式逻辑的崛起，确立了论辩理论在逻辑框架内的合法地位。可以预言，这必将引发我国法律逻辑研究的第三次转向――法律逻辑的非形式转向。

本著作中的有些论文，已在这方面作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