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8日至30日，“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逻辑学会及江苏省逻辑学会联合主办、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承办、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与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协办。这是继2002年6月在台湾大学召开“首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后的第二次两岸三地逻辑学盛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六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一百三十余位老中青逻辑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在大会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教授发表讲话指出，逻辑学是兼具基础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重要学科，在当代学科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他对两岸三地逻辑学者聚首南大共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举表示热烈祝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教授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中国逻辑学会对于大陆地区逻辑学的发展提出的基本方针：第一，全面实现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逻辑教学和研究的水平全面接轨；第二，实行理论和应用相结合、提高和普及相结合这两个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第三，发扬“团结、民主、严谨、创新”的优良学风。他充分肯定了在台湾举行的首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为海峡两岸的逻辑学术交流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江苏省逻辑学会会长张桂岳教授介绍了江苏省逻辑学会的历史发展和建设省级逻辑学会的成功经验。台湾哲学会创会会长林正弘教授与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张建军教授共同回顾了首届两岸逻辑会议的盛况和本届会议的筹备工作。
本次会议围绕“两岸逻辑教学经验交流”和“逻辑学科各领域最新成果交流”两大主题进行交流外，还专门增设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议题。首届会议虽已对后者有所涉及，但并未作为会议主题，这构成了本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色。本次会议筹备工作以征文方式进行，共有九十余篇论文被收入论文集并在大会发表。会议围绕上述三大主题安排了三个主题演讲和十余场专题研讨会，听取了五十余位学者的学术报告，并展开了热烈、融洽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本次会议不仅展示了两岸三地学者在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征程中所收获的一系列重要成就，而且深入探讨了进一步振兴中华逻辑事业的基本途径，明确了逻辑学者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所应担当的历史使命。作为步入逻辑教学与研究事业不久的青年学人，我们深为与会老中青几代学者在会上所展现的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所感动，也为会议所预示的中华逻辑事业的发展前景而深受鼓舞与鞭策。
一、关于多层面逻辑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探讨
逻辑教学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振兴逻辑事业、发挥其应有功能的基础与前提。本次会议的专题讨论首先聚焦于这一主题。长期领军台湾逻辑事业的林正弘教授在题为“逻辑教学的三个层面”的主题演讲中，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区分了逻辑的语用、语义和语法三个层面，相应区分了这三个层面的逻辑教学。他认为，要针对不同教授对象进行不同层面的逻辑教学。厘清上述三个层面的异同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逻辑教学上的最主要功效在于让学生了解逻辑的各个层次，了解如何使用逻辑，以激发学生对于逻辑的兴趣，真正发挥逻辑在塑造人的素质方面的应有作用。中国逻辑学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家国先生以“中国大陆高等学院逻辑基础教学50年”为题，以逻辑基础（普通逻辑）教材的引进、编写和出版的情况为重点，系统回顾了大陆普通高校的逻辑学教学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和良好的发展势头。他认为，中国大陆着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他高度评价了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大文科逻辑学公共基础课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培育教授在“略谈中国大陆高校逻辑教学”报告中认为，造成高校逻辑教学相对不景气的原因同时涉及逻辑学界内外：外因来自教育主管部门对逻辑学的学科性质及价值的认识不足；内因则来自逻辑学内部在关涉逻辑教学的诸多根本性问题上尚未达成应有的共识。他还从操作层面上提出了振兴逻辑教学的几点建议。台湾真理大学蔡承志教授在以“通识教育的逻辑基础”为题的报告中，结合通识教育在台湾正得到更多重视的大背景，本着解决“为什么要有通识教育”的核心问题，从技术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研讨逻辑教学的基础性与重要性。东南大学陈爱华教授在其报告“逻辑教学综合改革与学生创新思维培养”中，讨论了逻辑教学如何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问题，认为在教学中应努力使学生切实体会到“逻辑之美”。南开大学李娜教授讨论了讲授数理逻辑的具体方法，强调在教学中应讲清数理逻辑产生的背景和思想，讲清楚各种具体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之间的联系。张建军教授结合南京大学逻辑教学的历史发展指出，无论哪个层面的逻辑基础教学，都应注重通过逻辑知识与方法的学习与训练，使学生形成比较完整的逻辑观念，培育自觉的逻辑意识与科学精神。此外，台湾东吴大学彭孟尧、南京大学郁慕镛教授、西南大学何向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袁正校教授、天津商学院瞿麦生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曹予生教授、燕山大学张忠义教授、香港浸会大学陈强立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杨树森教授、华东政法学院张晓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许涤非博士、华南师范大学赵艺博士、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王仁法副教授等在论文、报告和讨论中，分别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就大专院校多层次逻辑教学以及各类成人教育中的逻辑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精彩见解。
另外，由南京大学主持的大陆教育部统编高中实验教材《科学思维常识》的编撰情况，也引起了与会学者广泛关注与好评。该教材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形式逻辑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及其在思维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注重澄清把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大家认为这对于普及逻辑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大意义。
与逻辑教学密切相关的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话题。大家对于非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以及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在逻辑通识教育中的主次地位发表了不同见解。袁正校教授在报告“大学逻辑应当兼顾逻辑理论和逻辑应用”中认为，非形式逻辑是为了从语用方面补充形式逻辑对日常语言论证的分析和评估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属于逻辑应用范畴。大学逻辑应以形式逻辑为主、非形式逻辑为辅。湛江师院武宏志教授在题为“逻辑教科书的新视角和新面貌”的报告中，介绍了新近出版的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教科书《批判性论辩原理》（D. Walton著），对其以对话为框架，以论证为核心，以论证的辨识、分析和评估为基本内容，以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态度为目标的新逻辑教学内容和体系表示赞赏。中山大学熊明辉博士向大会做了题为“非形式逻辑视野下的论证评价理论”的报告，从非形式逻辑出发探讨了自然语言论证评价理论的逻辑标准、论辩标准和修辞标准，建构起一个非形式论证评价理论的基本框架。香港浸会大学陈强立教授以混合问题谬误的研判为例，向会议报告了其以谬误研究为研究对象所取得的成果，并据此探讨了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相互关系。燕山大学刘邦凡教授则以香港学者黄展骥先生的“大众逻辑”为例，强调了谬误分析在逻辑教育与普及中的价值。河南大学马佩教授认为，非形式逻辑与传统逻辑之间是中经符号逻辑的“否定之否定”关系。张建军教授则提出，非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类似于科学逻辑，其研究的是逻辑因素在实际论辩各环节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如价值偏好）的相互作用机理。如果说科学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的后裔，那么非形式逻辑就是《论辩篇》的后裔。尽管有所分歧，但大家一致认为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不是互斥而是互补关系，一致肯定非形式逻辑在逻辑通识教育中应起重要作用。
尽管会议呈现出诸多仁智之见，但大家在如下方面已达成基本共识：第一，逻辑教学内容不应采取单一模式，而应当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设置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应充分鼓励与倡导多种教学模式的探索；第二，逻辑的讲授应当注重逻辑基本观念的教育和引导，也就是说，在各层面逻辑教学过程中，都不应忽视逻辑技术背后的逻辑思想和理性精神的培育；第三，各层面逻辑教学应相互支持、加强互动，不断提高逻辑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学术视野和历史使命感，这是振兴逻辑教学事业的基本保障。本文认为，本次会议的讨论已充分表明，虽然从总体上说在两岸三地逻辑教学都还面临诸多困难，但均已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只要学界同仁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而发奋进取，中华逻辑教学的全面振兴就大有希望。
二、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
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的兴起，是近年两岸逻辑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进展。本次会议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内容涉及逻辑与理性文明发展、国民素质提升、民主法治建设、经济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山大学鞠实儿教授在题为“论逻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的主题演讲中，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方面探讨了逻辑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在阐述其“逻辑学”是一个家族类似的见解以及逻辑研究的认知转向的基础上，他特别论证了逻辑的文化依赖性以及研究“跨文明说理”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郁慕镛教授在题为“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缺陷”的报告中，结合具体生动的案例剖析了我国由于传统文化中逻辑思维的欠缺而造成的文化传统上的“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凸显了加大我国逻辑教育力度在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与紧迫。南京大学王克喜教授探讨了逻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逻辑发展必然会受到其所属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而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的逻辑学，一经形成也会对相应的文化现象产生影响和制约。南开大学翟锦程教授探讨了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认为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观念与哲学方法的重建，是实现中西文化会通的重要媒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台湾中正大学陈瑞麟教授在报告中论述了已故殷海光先生如何应用逻辑从事政治批判，阐述了其对逻辑之于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研究及其对当代逻辑社会文化功能研究的借鉴作用。江南大学吴格明教授论证了“逻辑是心灵图式的基本结构”“逻辑是科学和民主的共同基石”“逻辑是知识创新的灯塔”的观点。天津商学院关兴丽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苏向荣博士分别向大会提交的“试论逻辑学对和谐社会中民主的支撑作用”和“论政策过程论辩转向的逻辑意义”的论文，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台湾大仁科技大学江春琦教授关于“孙学思维逻辑之公理化系统”的研究报告，以语句逻辑的推论方式解析了孙学思想，进而检验有关一致性、真确性与整合规则，最后探讨了应用实务层面之价值辩证，体现了逻辑思维在孙中山思想上的基础价值。河北大学张小燕教授在题为“张东荪先生论逻辑与人类理性发展”的报告中表明，张东荪曾通过分析中西之“理”在起源、含义、获得方法上的不同，论证了逻辑在理性主义的形成、社会理性的发展及文明进步中不可替代的价值。瞿麦生教授所做报告“从博弈论的再次胜利看经济逻辑学的必然性”，从经济学和逻辑学的学科特点与现代发展趋势、时代发展需要和时代信仰的理性辩护与支持的迫切性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需要等方面，论述了开展经济逻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付殿英教授则在“让逻辑扎根于沃土”的报告中讨论了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关系，论证了在经济领域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都能有所作为。
在2002年首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上，张建军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真正重视“逻先生”》曾引起两岸学者的热烈讨论。此后在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之际，他与南开大学张斌锋教授在《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5期）发表《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进一步阐释了关于“逻先生”是以尊重论证为共同特征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基石与支柱的观点，这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与报告中得到了广泛呼应。张建军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在殷海光、顾准等思想先驱影响下提出并阐发该命题的思想历程，并认为在一些事关社会文化发展的关键领域开展逻辑应用研究，是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基本途径。他介绍的南京大学学科团队合力攻关的“逻辑与宗教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创新基地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其关于“逻辑作为维持理性与信仰之间必要的张力的基本工具，既是反对一切盲目迷信与宗教极端思想的利器，也是反对一切信仰霸权主义、促进信仰共同体之间的良性对话与互动，维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和谐发展的基本思想装备”的见解，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本次会议的探讨使笔者深深感到，充分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既关系到逻辑学科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从长远看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实际上，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之所以长期以来整体呈现“冷僻”状态，根源之一就在于没有能够针对文化传承中逻辑传统缺失的状况，相应进行逻辑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的基本价值的教育和引导，导致逻辑的受众缺乏对逻辑科学最重要价值的应有把握。如果说，“逻先生”对于“赛先生”的支撑作用比较容易获得社会认同，则在“逻先生”对于“德先生”的发展的基础作用尚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大力弘扬，使逻辑科学在社会全面进步中发挥其应有作用。正如会议中许多学者所提及，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逻辑的功能理应得以凸显。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要以理性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共同体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逻辑学作为社会理性化的支柱学科，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笔者认为，在此过程中，前述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研究将大有用武之地。
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必将开辟逻辑应用研究的新天地，并使逻辑学的发展获得新的动力。这是本次会议带给笔者的一个重要启示。
三、关于两岸三地逻辑学科各领域最新成果交流
经过20世纪的长足发展，逻辑学已演化为与数、理、化、天、地、生相并列的基础学科，在当代科学体系中，是唯一集基础学科、工具学科与人文学科“三位一体”的学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逻辑学研究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步伐。令人高兴的是，尽管两岸三地情况有所不同，但近年来在逻辑研究现代化、与国际研究水平接轨的事业上均有长足进展。本次会议提交的研究报告涉及到了当代逻辑学科研究的各个主要领域，显示了我国逻辑研究的基本走势。
数理逻辑的兴起与发展，是逻辑科学研究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在此方面，有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报告在会议发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朱梧槚教授所做题为“近现代数学系统相容性问题在无穷的数学与哲学层面上的研究”的主题演讲，运用兼容潜无限与实无限的分析方法，对近现代数学的逻辑与非逻辑公理系统地进行梳理，表明近现代数学及其理论基础当中，部分公理隐性地贯彻了“潜无限等于实无限”的思想规定，而另一部分公理却隐性地贯彻了“潜无限不等于实无限”的思想；最后证明古典集合论与公理集合论的任何一个可数无穷集都是自相矛盾的非集。中山大学赵希顺教授证明，最大亏度的量化布尔公式都是长度很短的公式，其真假可以在非确定多项式时间内予以判定；虽然尚未找到多项式算法，但对于一些重要的子类，当固定最大亏度时，真假问题可在多项式时间内判定。台湾中正大学王文方教授批判地考察了刘易斯（D. Lewis）和纽特（D. Nute）关于虚拟条件句的语义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对刘易斯语义学的修正意见，从而提出了一种更为充分的语义学，并论证了这种语义学的显著特征。南京大学杜国平教授在“弗协调逻辑的元理论问题”研究报告中，给出了其在弗协调逻辑研究启发下所建立的一个兼容经典否定、弗协调否定、构造性否定和变动否定的逻辑系统。中山大学刘虎博士报告了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E.马丁合作论文，提出了一种非单调逻辑的程度理论，借用学习理论当中的思想，表明在给定一种非单调推论关系的情况下，每一个来自一种知识基础的推论都可以被赋予一个值。西南大学郭美云博士向大会报告了“一个带有群体知识的公开宣告逻辑系统”。他在公开宣告逻辑的基础上引入相对化公共知识概念，在考虑群体隐含知识的同时，用归约方法建立了一个带有相对化公共知识和群体隐含知识的公开宣告逻辑系统。首都师范大学冯艳博士提出了一个“自由模态的摹状词理论系统”，并给出了其可靠性与完全性证明。
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是当代逻辑科学“语用学转向”后形成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领域。中国社科院邹崇理教授在题为“处理汉语灵活语序的范畴语法片断”的报告中，基于两个涉及可能模态的结构公设，确立了展现汉语灵活语序的范畴语法片断，并用自然演绎系统的方式加以构造。浙江大学黄华新教授的报告“论汉语隐喻理解的逻辑表征”，讨论了汉语隐喻理解的逻辑表征亟待解决的“词项内涵表征”和“跨域映射表征”这两个关键问题；认为在隐喻认知研究基础上，借助扩展的谓词演算和类比映射理论对汉语隐喻进行逻辑表征，对推动汉语的自然语言理解有重要意义。台湾中正大学王一齐教授讨论了取消会话隐含的两种方式：通过提出隐含的对立者来取消隐含以及通过阻止得到隐含的无效推理来取消隐含；认为这两种方式可由不同的语言暗示短语来激活，而且它们是以SDRT（分段式话语表述理论）为基础的会话理论当中的工具；同时还从逻辑角度提出了一些关于认识论上的可能性如何可能反驳或削弱可废止推论，以及取消可废止推论如何可能以SDRT为模型等方面的问题。浙江大学金立博士则在“面向信息处理的汉语指代分析：SDRT视角”的研究报告中，以语篇结构为出发点，尝试确定汉语指代语的所指对象并构建汉语指代消解机制。苏州大学朱建平教授向会议报告了蒙太格语法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讨的一系列问题。南京大学潘天群教授在题为“言语博弈与认知世界的变迁”的研究报告中，从其对于一个言语博弈群体中的每个认知主体的三分认知世界出发，研讨了命题得以表达的基本原则，以及一个群体进行交流的基本条件。
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的互动发展，几乎贯穿于当代逻辑科学的所有领域，逻辑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逻辑科学研究成熟起来的重要标志。在本次会议上有比较突出的体现。台湾中正大学彭孟尧教授做了题为“如何解读反事实条件句”的报告，试图就反事实条件句提出一种推论性（inferential）解释，即一种反事实条件句便意味着一种演绎推论。这与以往关于反事实条件句要么可被赋予真值，要么根本没有真值的解释有很大不同。华南师范大学王健平教授在题为“从对经典逻辑命题的质疑谈起”的报告中，认为“内涵和外延是概念（词项）的两个重要特征”这个经典逻辑中的断定，没有把概念和语词区分开来；语词的涵义和指称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涵义是语词的涵义，指称是涵义的指称，语词、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次隶属的关系。南京大学博士生陈晓华、贾国恒分别提交了关于认知逻辑中著名的“逻辑全能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哲学问题和“模态逻辑可能世界与情境”的研究报告。作为当代逻辑哲学焦点问题的逻辑悖论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讨论热点。桂起权教授评述了张建军教授提出的“广义逻辑悖论”与“悖论度”的观点，特别强调了把“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作为悖论构成要素，其“公认度”决定“悖论度”的思想的方法论价值，并认为辩证逻辑思想方法在解悖中具有根本性作用。北京大学刘壮虎教授认为，发现悖论意味着要修改前提（背景知识），而经过修改消除矛盾即意味悖论的消除，这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纯粹形式逻辑的方法，与辩证逻辑无关。赵希顺教授则提出把握上述悖论要素应对“背景知识”概念做进一步澄清。中国社科院夏素敏博士和安徽师范大学王习胜博士则运用“广义逻辑悖论”与“悖论度”等概念，探讨了道义逻辑中的“反义务命令悖论”和“逻辑悖论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华中科技大学顿新国博士提出了解决归纳逻辑“彩票悖论”的一个强贝叶斯型方案。南开大学任晓明教授提交了题为“‘知道者悖论’的博弈论分析”的研究报告，认为对“知道者悖论”所涉推理是策略性推理，通过分析主体的目标、偏好、行动，在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中重新构造相关推理，对其提出了一种博弈论的解决方案。香港学者黄展骥教授评述了西方学界关于“自涉与悖论”的代表性论点，讨论了有关“自涉”与悖论的研究重点及其自己的见解。中国政法大学王建芳博士在展示已有语义悖论解决方案思路与不足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思路与优势所在，显示了解决语义悖论最佳路径。华南师范大学熊明博士利用关系语义学对说谎者悖论做了新的语义分析，由此建立了“说谎者不说谎”的逻辑系统，认为该系统可为无奇循环的框架类刻画。
设立辩证逻辑专场讨论，是本届会议区别于首届会议的一个重要特色。桂起权教授以“辩证逻辑正在向深度与广度拓展”为题，从辩证逻辑与悖论研究、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辩证逻辑形式化等方面，评述了大陆学界辩证逻辑研究的最新进展。南京大学李廉教授做了题为“哲学与逻辑学的辩证关系”的学术报告，认为辩证逻辑既是逻辑也是哲学，是二者的辩证统一。马佩教授介绍了其新著《辩证逻辑》，阐述了其关于辩证逻辑是逻辑而不是哲学的观点。他在“辩证逻辑四题”的研究报告中，分别研讨了悖论的辩证逻辑公式、悖论创新法、关于所谓悖论逻辑、弗协调逻辑的问题以及关于创立辩证逻辑形式化系统的一些初步意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罗翊重教授在以“正者与反者、存在与非在”为题的报告中，阐述了其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互补之根在于“在者”与“在”的互补的观点，并认为在与在者的混淆是许多悖论产生的根源。辩证逻辑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价值，也引起了台港与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逻辑与其亲缘学科哲学认识论（知识论）的关联与互动，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王启义教授在以“逻辑学与知识理论的关联”为题的报告中，认为逻辑学若要实现寻找和构造正确推论的原则，指导人们正确评价论证的目标，就必须实质性地涉及知识论，特别是知识论中的证成（justification）理论。华东师范大学晋荣东教授在报告中讨论了现代逻辑的理性观及其知识论根源，认为现代逻辑的理性观将理性理解成了合理性，此种理解在知识论上的根源，就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知识的理论传统。香港中文大学高基存博士在报告中认为，社会知识论和传统知识论不同，它就整个社会怀有的资料讨论知识及证成的条件；他就目前在社会知识论领域发展最成熟的戈德曼求真主义知识论及其困难做了系统考评。南京行政学院张义生教授则在报告中探讨了求解思维以“指令”概念为核心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具体思维模式，描述了求解思维的基本特征，并就其具体模式进行了分类。
逻辑思想史研究，是逻辑学科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两岸三地学界均有丰硕成果，在本次会议上也得到了突出体现。在西方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张家龙教授在题为“亚里士多德命题理论的现代分析”的研究报告中，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直言命题和模态命题的理论，并从现代逻辑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为理解亚里士多德直言三段论、模态命题逻辑和模态三段论奠定基础，体现了现代逻辑的“人体”对解剖古典逻辑的“猴体”的方法论价值。东南大学马雷教授则在“联合演算对传统词项逻辑的等价描述”一文中，讨论了希尔伯特和阿克曼运用联合演算分析传统词项逻辑的意义及其缺陷。华东师范大学冯棉教授在题为“逻辑学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中，回顾了亚里士多德开创逻辑学以来的演绎逻辑的历史进程，展示了现代演绎逻辑的现状与研究特点。西南大学何向东教授做了题为“归纳逻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指出既往的归纳逻辑研究或者求助数学方法建立形式系统，或者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建构理论；回顾和梳理这些理论，评判它们的得失，展望归纳逻辑研究的前景，对于发展归纳逻辑、推进基础理论研究、促进知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台湾东吴大学米建国教授在题为“蒯因和模态问题”的报告中，系统阐述了蒯因关于现代模态逻辑的思想，包括蒯因对于模态语境中的量化问题的基本态度、蒯因的弹弓论证以及蒯因对本质主义的看法。中国社科院刘新文博士和上海浦东新区行政学院张留华讲师在研究报告中分别探讨了皮尔士对逻辑学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体现了在当代重估皮尔士思想的必要与重要。河北大学张燕京教授讨论了“达米特意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认为达米特构造意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其意义理论中居于核心位置，提炼出了达米特意义理论的显示性原则、彻底性原则和分子论原则，并揭示了其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机理。燕山大学刘叶涛博士提交的题为“克里普克论同一与专名的严格性”的论文，在阐述克里普克专名严格性理论的基础上，研讨了专名的严格性与同一语句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克里普克后天必然真理思想的合理性问题。南京大学博士后张力锋考察了有关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评述了现代模态逻辑在西方当代宗教哲学研究中的作用。
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与首届会议一样，先秦名辩特别是墨家逻辑研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讨。中国人民大学孙中原教授在题为“从墨辩看逻辑的理论和应用”的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古代逻辑从墨子应用逻辑、对象逻辑到墨辩元逻辑，再到诸子百家逻辑应用的发展历程，从中说明了中国古代逻辑从应用到理论再到应用的辩证运动，探索了逻辑理论和应用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机理。香港科技大学叶锦明教授以“先秦论辩思想的方法学分析”为题做报告，探讨了先秦诸子对于论辩之价值的三种不同的立场，并通过分析墨子和孟子的论证，阐释了中国古代思想在方法学上的水平。厦门大学黄朝阳博士在报告中探讨了古代二“譬”——比喻和类比的区分标准，认为这种区分会影响到对古人观点的态度，因而值得关注。南开大学田立刚博士论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先秦名辩理论推理类型之间的关系，以此表明了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特定思维方式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南开大学吴克峰博士在报告中论证了先秦易学与名辩学的关系，证明先秦易学逻辑积极地影响了名辩逻辑中的推类理论。香港公开大学周柏乔教授在题为“公理化、算法、与科学的可靠性”的报告中，针对库恩“范式”理论出现后科学哲学家漠视科学的可靠性和普遍性问题的境况，强调对刘徽《九章算术》加以研究，最终可为知识的可靠性和普遍性找到合理说明。本次会议的讨论再次显示出，重新认识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文化中的逻辑因素，对于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对于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本身的反思，也构成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暨南大学程仲棠教授就中国近百年来诸如王国维、郭沫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杨振宁等学者所持“中国古代无逻辑学论”做了系统评述。河南大学郭桥教授则以“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逻辑——汪奠基的思考和探索”为题，介绍了汪奠基先生对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的界定、对墨家逻辑的深入探讨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谬误的批判等思想。安阳师范学院张晴博士提交了“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报告，把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化分为开拓、提高、总结和转折四个阶段。南开大学王左立博士介绍了不久前参加斯洛文尼亚“中国逻辑与中国文化”专题讨论会的会议的情况，做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也应走出国门”的报告。
印度正理—因明是世界逻辑思想史三大源流之一，我国学者也对之进行了长期研究与探讨。在本次会议上，复旦大学郑伟宏教授及其研究生汤铭钧分别向会议提交了“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百年述评”和“三支作法推理性质探讨”的研究报告，评述了百年来国内外关于陈那因明体系的三种观点，以及东西方因明名著对《理门论》的误解及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并具体研讨了因明三支作法的推理模式。
尽管上述成果只是展示了两岸三地逻辑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些侧面，但其显示的发展态势令人振奋。特别其中一批青年学者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与会前辈学者的赞誉与鼓励。正如张家龙先生在闭幕讲话中所指出，本次会议是中国逻辑学会成立以来开得最好、最为圆满的一次盛会，已经载入中华逻辑科学发展的史册。本次会议进一步显示出两岸三地逻辑教学与研究各自的特点，为今后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会议商定，第三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将于2008年在台湾逻辑学重镇东吴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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